“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

皮克迪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简介

《经济导刊》年第7期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Piketty)继年出版“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之后，又于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法文版于年出版）。此书长达页，纵横古今，不免使读者望而生畏。全书分四部分，各占多页篇幅。第一部分讨论“前现代”世界各国不同形式的“三元功能社会”（TrifunctionalSociety）,即“教士，贵族和劳工”，以及“三元功能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后向“所有权社会”（ownershipsociety）的转变。第二部分讨论西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及其当代遗产，包括英国解放加勒比海奴隶时为了赎买奴隶主的“奴隶财产权”而发行的公债的宏观经济影响。第三部分讨论“所有权社会”在20世纪前70年所遇到的战争与革命的挑战和对不平等的局部改进，以及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又重新造成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平等。第四部分提出他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方案，即“21世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本文无力全面评论这一宏大的著作，而仅就书中和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做些介绍，希望引起读者去阅读全书的兴趣。

“大象曲线”这个概念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两位学者于年提出，皮克迪根据他和全球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个国家的数据，对“大象曲线”做出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该曲线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在到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的增加，而在全球收入中端的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人群的增加值。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收入增长。这一“大象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更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收入增加较小甚至下降。皮克迪进一步给出了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图示：

此图表明，在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在中国是41%，在俄国是46%，在美国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东是64%。

值得注意的是，“大象曲线”是对全球收入分配状况的描述，而全球财产分配则连“大象曲线”所表示的最低50%人群收入有所增长的情况都不存在。下面是皮克迪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年间的演变数据：

此图表明，在-年间，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年代，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但受益者是是处于财产分布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速度不快，离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综合全球收入分布在-年间的“大象曲线”以及全球财产分布不存在这一曲线的情况，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的最低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呢？这就涉及皮克迪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BrahminLeft）。“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克迪用“婆罗门左派”来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欧洲和美国年代以来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皮克迪提供了如下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此图表明，在-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法国社会党，法国共产党，法国激进党和绿党）。例如，在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的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以49%的得票率败给德斯坦（得票率51%）。密特朗在财产分布于底层9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为52%，但他在财产分布于顶层的1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仅为27%。当时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也拥有较少的收入与财产。但从年以来，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变成了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所谓“婆罗门左派”，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克迪发现，“婆罗门左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地出现了“婆罗门左派”。例如，美国民主党-年的得票情况如下：

此图表明，在年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些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的人群。皮克迪认为，“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年间的西方主要国家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年英国公投退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美国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呢？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的本性造成的。在皮克迪看来，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大量美国南方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阶级从民主党争取过来。但皮克迪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而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更关键的是，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在欧洲很多相对没有美国那样大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如北欧）也出现了，可见“婆罗门化”有更深层的长期社会结构演变的原因，很可能和公共教育投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皮克迪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皮克迪特别强调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的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

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克迪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socialism)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1、建立“混合经济”

对中国读者而言，皮克迪改革方案最有趣的一点是他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西方国家在年代还可以称为“混合经济”，因为净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例还在15%-30%左右，但年代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已经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皮克迪指出，在他年发表“21世纪资本论”时，西方国家中还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他年发表“资本与意识形态”时，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了，上图显示为在-5%和-10%之间。上图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2、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公民基本收入”

当前，“公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in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gx/17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