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舟

最近，一群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罕见地一路北行四五百公里，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中国历史上，大象曾一路南迁直至“出国”，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北方自古以来就没有大象。

其实，大象本就是中国北方的“土著”，在距今约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二期文化层中，就出土了大象的遗骨。距今三四千年前，大象在中国境内广泛分布，从黄河以北的河北阳原一带到东南的岭南地区，从西部的巴蜀到靠近缅甸的云南地区，大象遍地行走，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诗经》《左传》《吕氏春秋》等有大量关于大象的记载。

年，任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徐中舒先生写过一篇《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他引用罗振玉对于殷墟卜辞中的“象”字之讨论，指出殷墟出土过象牙器、象骨器等，殷墟甲骨刻辞也有“获象”的记载，显示商代华北地区的确有野象。

河南的简称“豫”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豫，象之大者，从象，予声。”但徐中舒认为“豫”原本应当是从“象”从“邑”，意思是大象之地，从这个命名方式来看，豫州当以产象而闻名。后来，因为字型讹变的关系，“豫”变成了从“象”“予”声。罗振玉又根据甲骨文的“为”字从手牵象，认为象在商代为寻常服御之物，就跟牛马一样。

同时，至年间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除了零星出土象骨、象牙以及象骨器、象牙器以外，还发掘过两座用象来祭祀的象坑。年在西北岗墓葬群的象坑中，发现象颈上系有一个硕大的象铃，说明当时已有驯养象的事实。

那么，为什么后来大象们纷纷南迁了呢？

有研究者从环境史角度出发，认为商周时期适逢全新世中期（大暖期）与晚期的过渡阶段，年均气温较之现在要高两三摄氏度，冬季则高5摄氏度左右，雨水丰沛，各种亚热带动植物生长繁衍于华北地区。西周中期以降，华北地区气候转为干冷，植被相应变化，黄河流域的野生大象开始向南迁移，去寻找适合生存的广阔天地。春秋时期，气温有所回升，大象仍然在温暖湿润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广泛存在，当时楚国便以拥有大象、犀牛、牦牛等珍稀动物著称，史书上也不乏楚人以大象参战的例子。

促使大象南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活动。商周鼎革之际，泰山周边尤其是汶水流域一带田猎区被改造开发为农耕区，野象栖息地的生态环境由此遭受破坏。随着西周中期气候转为干冷，野象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一线。春秋时期，齐鲁一带虽又转暖，但北归之路已被各式居民点阻断。

到了三国时期，孙权称霸长江中下游地区，他见曹操从未见过大象，便献宝似的向曹操进献大象，曹冲称象的故事便由此而来。魏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迁，长江以南人口密度大大增加，唐朝后期南方经济一跃超过北方，因为象牙一直是十分珍贵的奢侈品原料，大象被成批杀戮。

北宋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野象已经屈指可数。据《玉牒初草》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开封郊外出现了一只野象，这是最后一次在黄河流域目击野象。幸存的大象再次南下去更为偏远的岭南地区和云南地区。在滇南地区，人们一直认为见到野象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当地少数民族将它们当作吉祥的化身，长期守护和保卫着它们，这才使得大象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

到了明代，朝廷对云南大象的需求量很大，大象常被用于盛大的朝廷礼仪，比如在仪仗队中驮宝，或用于皇帝所乘之象车，一场典礼最多时要用到六头大象。明朝以后，大量的汉族移民入滇垦殖，将大象赖以生存的雨林变为农田，迫使象群不得不再次向南退却。公元年前后到现在，野象逐渐南迁到滇南的勐腊、景洪、西盟、沧源、盈江等县市，很多走出了国界，成为他国之象。

清朝时期，朝廷明确下旨西南的地方官们不要再进献大象，以免劳民伤财。大象们不再被送入京城，对于保护大象的繁衍也有裨益，明代的大象到了京城后，由专门的机构象房饲养、看护，但很难再繁育后代，一旦病死、老死之后，就得靠南方土司或藩属国进贡，这就使得当地的大象族群越来越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抢救性保护和管理措施，云南省在亚洲象分布的热带地区共建立了11处保护区，总面积约51万公顷，形成了各级自然保护区组成的保护网络，为亚洲象提供了庇护所。

我国还加强了与邻国的野象保护合作，年至今，云南西双版纳与老挝有关地区和部门已在边境地区合作建立了总长约公里、面积近平方公里的跨境联合保护区域，两国保护区管理机构还多次共同开展野象种群调查、联合巡护、人员技术培训等工作。

近年来，野象出现了向北迁移的趋势。至于原因，可能是栖息地承载力下降，保护区内的亚洲象可食植物减少，不少象群逐步活动到保护区外取食，频繁进入农田地和村寨，增加了与人类的接触。据统计，有2/3的亚洲象已走出了保护区生活，也许，它们想回到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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